高二适与章士钊在兰亭论辨中

1998年11月16日南京江浦举行高二适先生纪念馆奠基活动，并拟将馆址“求雨山庄”建成当今《兰亭》，以再显当日山阴“茂林修竹，清流激湍”之风貌，为学者申志为文的书坛。回眸高二适与章士钊在兰亭论辨中独持异议，对这场“帖学革命”侃侃抗争，纵横于文坛、书坛的历史，令人萦怀。

论辨始于六十年代中期，当时郭沫若先生于1965年第六期《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真伪》一文，在学术界、书法界掀起波澜。郭老根据南京地区1964—1965年间出土的晋人王谢墓石的书体与《兰亭序》笔迹迥殊，经多方论证断言《兰亭序》帖是王羲之七代孙智永僧人依托的，进而推断“后人所崇拜的王羲之字迹大都不是王羲之自己写的”。这就意味着凡属祖刻《澄清堂》及其次《淳化阁》等丛帖上所刻右军书迹皆为伪，钟卫各同体字，包括汉的章草在内，也不复存在。由此对汉到魏晋近五百年的书史提出疑异。六朝以下书史、书评也受到冲击。二适先生见郭文后感到“惊心动魄”，认为“此乃不啻在帖学作了一大翻身”。正如章士钊先生由此而忧虑：“夫如是，诚不知中国书史经此一大破坏，史纲将如何写法而可？”

高二适与章士钊参与兰亭论辨之初，二适先生率先提出异论，于1965年7月7日完成《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寄呈章士钊先生。章老细核后荐呈毛主席云：“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毛主席经一夜审阅，翌日，即致函郭老云：“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同日又函答章士钊先生“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先生一文公诸于世。”毛主席致郭老函发出后第五天，二适先生的驳议文即载于《光明日报》。随后于同月其手稿全文影印发表于《文物》1965年第七期。这场《兰亭序》帖的真伪论辨就此发轫了。

兰亭论辨的核心，郭老认为《兰亭序》不但字迹不是东晋时期的隶书书体，连文章也是后人依托的，以证兰亭不但字迹不是羲之的真作，连其文也是假的，则《兰亭序》帖为伪无疑。对此二适先生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兰亭序》为真非伪。

王羲之的笔迹到底是何样，二适先生引证大量的史料并从书史演变的角度证明在字体变革盛行的两晋时代，多种书体并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且晋世以来书家甚多，并以行书著名，“王羲之、王献之造其极焉。”羲之“书圣”得名“定以当时永字变体而来，他人或未能变，或变而不克，右军则以变而作圣矣”。由于羲之勇于改革探求，博精群法，才创造出传世“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的《十七帖》和《兰亭序》等代表作品。否则王羲之作《兰亭》仍以“二爨”或王谢墓石拙匠书体为之，如何“得符于梁武‘龙跳虎卧’之势”。兰亭笔迹与王谢墓石书体迥殊，正表现了魏晋时多种书体并存的历史事实。至于郭老反复提及的王羲之笔迹应是不离隶书笔意，二适先生则认为在两晋已变隶入正行字体变革时代，不可要求羲之作兰亭重新字字做隶书，但在当时字体演变期间，兰亭部分字迹仍未脱离隶书的笔意，说明《兰亭序》正是羲之真作的模本，非无本之木。郭老以南京地区出土的二块东晋墓石断定两晋时期只存在隶书一种字体，二适无生认为这是不知当时立碑的习惯所致，他在“驳议”文中引证大量的史料说明“惟草生于汉，汉碑无虑数十百种，而竟未见作草者。北朝魏齐，南朝东晋梁陈，书风虽不尽相同而地上立表，地下所挖掘者，累世迄今无一魏晋行狎书。”只有自唐太宗《晋祠铭》始才开行草立石之渐，若仅以出土的东晋隶书书体的二墓石，而否定《兰亭》以至王羲之二百余件世传真行草的存在是不客观的。正如华师大苏渊雷教授所说的“孤证不立，偏难概全，郭老论法的病痛在此。”

章士钊先生在《柳子厚之于兰亭》一文中，对二适先生善察笔势极为赞许，称“近高二适专攻章草，善察笔势，如丑作扁隶，世字隶草，并切证此种字法不谬”。对两晋书风研究也同意二适先生的见解，认为魏晋时字体改革变化甚大“以一种书迹囊括一代”是不可能的，王法与爨法并行“二者如车论，如鸟双翼，回翔于历史运行之中，两无抵拦”。二体各有其用，爨体利于碑版，王法利于书简、笔札。章士钊先生也从书史发展角度提出，兰亭一派字体由魏晋而后可谓“从风而靡”。怀仁所集右军各种字迹百种，钟卫同体字，更无以论数，决非“拘执新出土二墓石为职志，以一定万，以偶冒常”所能否定的。

对于郭老循清人李文田、包世臣提出的《兰亭序》文是后人依托的说法，二适先生认为郭老以《临河序》比《兰亭序》多四十个字，注家无增文之理而断定《临河序》是羲之原作。又以《兰亭序》比《临河序》夫人之相与下多一大段文字，是后人依托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二适先生为此列举《世说注》增减原文的其他实例，指出增减原文注家常事，说《临河序》是羲之原作论据不足。至于郭老说依托文有怀伤之词，是随唐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加的，似借此为依托说找到新的证据，实不知这正是符合《晋书王羲之本传》中称“作序以申其志”原意。

章士钊先生在《柳子厚之于兰亭》一文中，提出“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表明《兰亭序》系右军所书。章士钊先生还引用与会者谢安诗末一联句“万殊混一象，安复觉彭殇？”认为当时与会者谢安明明见到《兰亭序》这一大段文中“齐彭殇为妄作”的字句，相与上下而成之。证明是王羲之原作无疑。

郭老以帖中“癸丑”二字共用一格，是依托者忘记当时干支，而留下空白待填时露出马脚提出的新依托说，二适先生认为在干支盛行时代，干支配合缀成岁纪，此依托者连此普通常识都不知，何谈兴集为文呢？实际上从书法角度看“癸丑”二字共用一格的布势正合羲之笔陈图“……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字”及用笔“亦不得使齐平大小一等”的笔势。此正是羲之书作留下的痕迹。二适先生指出文中还有类似情况，如“一世”二字也只占一格，这都是羲之为书精妙之处，何能成为依托说的补充论据呢？

回思高、章二老在这场论辨中相籍互勉，立论精严，不随言附语，不畏势利，严肃对待中华文化遗产的精神，受到人们的尊崇，然后由于历史条件及随后文革极左思潮影响，已没有学术讨论的气氛。二适先生在给友人函中提及“盖二刘世说海内外料无人可与鄙对忆。前驳徐森玉兰亭文全用世说注为佐证，惜爨下翁（指章士钊）未能及时送出，而中枢之‘文革’起，今更恐难于提出矣。”

几年后，郭老于1972年《文物》第二期发表《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认为残卷字迹“笔捺极重，隶书气味很浓”，似又找到新的证据，称1965年期间曾热烈辩论过的《兰亭序》真伪问题“在我看来是已经解决了”。此文又以大量篇幅指名道姓批驳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一书中坚持兰亭非伪的观点。此时章士钊已九十二岁高龄，请二适先生代写反驳文，二适先生1973年元旦有《寄孤桐（章士钊）老，告予代作兰亭论文》诗句：“论文楚语兔千毫，新解推离始命骚。禊事倾来美王谢，惭怀久与味醇醪。燕台朔雪迷寒雁，梁日东风起伯劳。剩喜白头相藉在，老人能让太牢高。”不幸该年章士钊辞世于香港。二适先生有“孤生痛”诗句：“我今呜咽千行泪，七字迷漫也未灵。”表现孤子哭痛失师友，而伤心孤独。随后，1973年《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兰亭论辨》一书，将高二适、章士钊二文划入唯心主义范畴，编入此书下册，而将郭老等十余篇主“帖学革命”文划归唯物主义范畴，编入此书上册，想为此场论辨划上“句号”，剥夺高、章二先生的发言权，正如二适先生在给其友人函中已意识到自己可能为“当世矢的，被人唾骂”。几年后，二适先生也相继离世，兰亭论辨至此留下很多遗憾，给人们以长久的怀思。